成文迪，1909年出生于海门一户贫苦木工家庭。他九岁读书，三年后因家贫辍学，十二岁就随同父亲到当地鱼行当“柴工仔”（修船木工）。当时的社会现实，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阶级压迫和贫困的生活，以及鱼栏主对其一家的压榨逼迫，使他极端痛恨资本家，并造就了他强烈的反抗精神。由于他敢于反抗工头，经常为遭受苦难的渔、木工抱不平，很快被资本家视为眼中钉，不久就被赶出鱼行。

是时，正值第一次革命风潮在潮汕兴起，潮阳县已有党的组织。党派杨石魂、吴涵、林国英同志分别领导汕头、潮阳工运农运。成文迪流落彷徨在汕头市街头，几经周折终于投入党的怀抱。他受党的派遣，常常扮作小贩、杂工苦役，奔走于汕头至河浦、棉城一带，为党组织传递情报。

1926年，在党组织指引下，潮阳县工会在棉城姚厝祠成立。17岁的成文迪受派到海门活动，秘密发动工人、渔民起来斗争。他串联一些渔工，同他们促膝谈心，开展宣传发动工作，以通俗易懂的地方语言，从渔民的切身利益、日用渔具谈起，形象地讲到“众人脚毛打成索”，引导船工认识团结抗争改变命运的革命道理。不久后，成文迪在海门詹家堀杨厝祠秘密创建了造船工会并任工会负责人，发展会员一百多人。由于当时形势险峻，第一次大革命趋于低潮，海门地方反动势力气焰嚣张，而多数工人觉悟不高，工运开展步履维艰，加上他当时年纪较轻，缺乏斗争经验，因此工运遭到极大困难，工会会址多次被反动派查抄。反动势力对他和家人施以压力，父亲惶惶不可终日，担心他招祸贻害全家。一天夜里，探知他已潜伏回来，父亲便把他拘锁于祠堂房里，企图教育他重操旧业，安份做工。幸得胞姐成娥机警发觉，帮助他越墙逃离。此后他如脱羁之马离开险地，将工运继续发展壮大。

1927年末，成文迪奔走于汕头、潮阳棉城、海门之间，一方面发动船工渔工为提高工资、减少劳动强度进行斗争，另一方面积极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并与当地农运负责人李求发动的农民抗租抗债斗争互相配合，在海门镇掀起一场又一场工农运动斗争。他紧密配合县城斗争活动，于1927年秋天，参与攻打潮阳县署和营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反动派拘禁的共产党员、农会干部的“劫狱”战斗，和二区党的负责人李求配合转运炸炮、火药支持县城的斗争。

1928年农历正月初，成文迪率领渔工船工几百人，高喊“打倒臭十家”的口号（注:“臭十家”系指海门镇十家恶贯满盈的渔霸、资本家），冲击各鱼栏主、资本家行铺，大振人心。他行进在队伍的前列，边宣传革命的趋势，边历数“臭十家”的罪恶，号召工人、渔民、农民联合起来，团结进行斗争。由于敌情观念不高，游行延续时间较长，使得县伪侦缉队有机可乘，袭击了游行队伍，几十名工会会员被俘，工会会址也被焚毁。成文迪只好转入农运，协同李求在海门、内外四乡一带组建农会，发动群众抗租废债，发展赤卫队员，并逐渐把武装斗争的范围扩展到海门本地。他在海门农会第三分会活动的第三天，就被伪警人员郑正盯梢了。在侦缉队围捕的千钧一发之际，老渔工广利伯挺身而出，掩护他安全转移，随后还到成文迪家通知其家人转移躲避。搜捕未果的反动派随后烧毁了成文迪家的房屋，其父亲被迫出走南洋，其母携着两个幼女东逃西避，一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成文迪在这次蒙难中没有灰心，反而决心重振声势。他率领工人群众公开捣开海门的“当铺”，冲击不法粮商，开仓济贫，满城群众为之拍手称快。接着他又组织几十名工农群众，配合县城地下党组织摧毁县城烟膏局、海门烟膏馆，并在海门“守府衙”住了三天，组织工会会员向群众继续宣传革命道理。

 1928年仲春后，由于形势不利，成文迪转移到洪洞村开展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县伪侦队头目史三、郑正和肖桂欣等团伙接到叛徒告密，出动军警包围了洪洞村，并对海门附近的山谷、海滩进行搜捕。此时患病的成文迪正从井都转道回到海门，独自隐蔽于“竹仔熠”山的蔗寮中，不幸被敌人发现包围。敌人闻悉成文迪枪法很准，顽强剽悍，不敢贸然直取，在消耗大量弹药之后，才进入蔗寮。成文迪重病无力回击，不幸被捕。两天之后，成文迪被武装押解县城。他经受了伪警侦队的严刑酷打，宁死不屈，视死而归，没有吐露半点机密。3月31日，国民党反动派把成文迪押至棉城龙井“坛坪埔”枪毙。临刑前，他唾骂郑正，痛斥反动派，抬头盯着反动军警头目，正气凛然地说：“现在，我被你们抓到，要杀要砍由你们，如果你们被我抓到，要杀要砍，权力由我。你们别这么神气，二十年后见输嬴!”他高喊反抗到底的口号，怒不下跪，从容就义，时年仅19岁。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追授成文迪烈士称号，并于烈士故乡海门镇莲花峰侧另建墓茔，把烈士遗骸迁葬于此，后迁往潮汕七日红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