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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贿研讨会议文章(十):当前商业贿赂犯罪的现状及其防治对策
  • 来源:汕头廉政网
  • 日期:2009-05-07
  • 阅读数: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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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陈晓鹏

    近几年来,商业贿赂行为在我国一些行业和领域蔓延、泛滥,成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秩序,腐蚀干部队伍,侵蚀党的肌体,为广大人民群众痛恨的社会公害,运用法律手段有效制裁商业贿赂行为,维护党的形象,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和迫切的。2006年2月15日、2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两次提出严厉打击商业贿赂的指示,2月28日周永康同志在全国公安机关反腐倡廉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将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公安机关今年要抓的“三项治理”之一,要确保取得成效。作为担负打击经济犯罪职能的公安经侦部门,对此责无旁贷,应发挥“打击、服务、参谋”三大职能,切实加强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提出积极有效的打击、防范措施,供党委政府参考,同时认真履行自身职责,严厉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本文试总结当前商业贿赂犯罪的特点,剖析商业贿赂犯罪发案居高不下的原因,进而提出预防和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对策。
  
  一、当前商业贿赂犯罪的特点
    商业贿赂犯罪不是一个法定概念,现行刑事法律对此并无明文规定,它是对市场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基于获取商业机会的目的而行贿或受贿的犯罪行为的概括。司法实践中通过区别商业贿赂犯罪主体 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或是公司企业人员,来确定具体适用现行刑法中有关行贿受贿犯罪的条文以及管辖机关。商业贿赂主要表现为获取商业交易机会,在交易以外以回扣、促销费、宣传费、劳务费、咨询费、顾问费、报销各种费用、提供境内外旅游、考察等各种名义直接或间接给付或收受现金、实物或其他利益。商业贿赂行为从根本上扭曲了公平竞争的本质,使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无法发挥正常作用,阻碍了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破坏了市场的交易秩序,使国家的税利大量流失,为假冒伪劣产品大开方便之门,损害了广大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败坏商业风气,腐蚀了干部队伍,影响了安定团结,已经成为了近年来经济领域中犯罪现象的一个突出问题,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
    (一)各行各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商业贿赂犯罪,涉及面广。我省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相对其他内地省份,商业贿赂问题出现的更早、更典型,呈现出广泛性、普遍性的特点,特别是建筑工程、土地出让、金融领域、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产权交易等领域成了商业贿赂犯罪的高发地带,商业贿赂案件居高不下。据广东省高院统计,2003年至2005年,全省各级法院共审判商业贿赂案件1218件,另据2006年7月25日召开的我省查处商业贿赂案件新闻发布会的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今年1至6月,我省各部门立案查处商业贿赂案件共960件。
    (二)涉案金额大,百万元以上大案屡见不鲜。商业贿赂案件涉案金额大,动輒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百万元以上大案也屡见不鲜,今年1至6月我省立案查处的960件商业贿赂案件中,百万元以上大案就有48件。如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广州办事处原主任阮某所送贿赂高达1185.5万元;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益民利用职务之便,在签订商标许可协议、中医药原材料和药品购销、主管工程建设等事项过程中,先后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20.9万元、港币329万元、美元2.5万元。
     (三)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网络化趋势表现突出,出现权力“利益共享”的现象,窝、串案突出。所谓的犯罪主体网络化,是指贿赂犯罪主体的网络扩张。权力的腐败一般而论是权力主体个人的腐败,但是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国家逐渐加强了对权力的分解、监督,要办一项工作往往要经过许多部门和人员,要办成某一件事情需要上下“打点”,左右“开弓”。某一个权力主体单独腐败,往往难于实现其最大的个人利益,他需要与其他权力主体或政治掮客结盟,才能实现滥用公权获取最大私利的目的,特别是在工程建设、医药购销领域,这个特点表现尤为突出。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系列系列贿赂案件共10件10人,涉案金额2242万元;广东省检察院查处的深汕高速公路工程施工中的行、受贿案,涉嫌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89人,涉及包工头近百人,厅级干部4人,处级干部20人,科级干部16人,涉嫌行贿犯罪包工头7人,真可谓“一条高速,一窝蛀虫”。
     (四)商业贿赂犯罪作案过程隐蔽,行贿受贿双方形成利益共同体,查处难度大。行贿受贿双方往往都是“台底”交易、现金交易,很少有银行凭证、收条等单据,一般均在一对一的情况下进行,局外人难以知悉内情,行贿者不断变换新的行贿方式,如免费提供劳务、空股分红、免费提供资格、长期借用财物、赌博故意输钱、婚丧喜庆慰问等,手段越来越隐蔽,致使商业贿赂与正常商业活动难以区分,而且,由于行贿者和受贿者均从中得益,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行贿方不愿举报揭发,受贿者矢口否认,查处难度相当大,查办案件数量与实际发案数量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只是冰山一角。
   
二、商业贿赂犯罪居高不下的原因
    商业贿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解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以空前的速度迅猛繁荣;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在它生产的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自发地产生社会的丑恶现象,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而商业贿赂正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显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负面、消极影响。我国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企业在产品生产,销售和原材料的供应等方面全部由国家计划部门来安排,各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形不成公平竞争的势态,在事实上不存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商业贿赂既然无必要也无可能,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之内,经济领域中并不存在现实意义上的商业贿赂。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与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以史无前例的增加速度得到发展。同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副效应,消极因素,在我国同样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出现了。商业贿赂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近年来在竞争激烈的经济生活中也以名目繁多、貌似合法的形式纷纷出笼,在许多行业和领域已成为一种游戏规则,大行其道,商业贿赂犯罪居高不下,其直接原因如下:
     (一)政府公共权力渗透市场的诸多领域。如工程建设、土地出让、政府采购、产权交易、医药购销等,而现阶段的的体制对于政府权力的监督、约束不够,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政府公共权力的行使不够透明,政务公开大部分局限于“我公开什么,群众了解什么”,群众对其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了解不多,舆论监督也未能发挥到位,对政府公共权力的行使缺乏有效监督,从而使这些领域成为滋生权力寻租的温床、商业贿赂犯罪的高发地带。
     (二)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仍不完善,企业经营者诚信意识不强,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获取最大程度的利益,不良的经营者就会采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而商业贿赂是成本最低,效果最直接的手段,自然成为不良的经营者的首选。同时,我省私营企业、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众多,其财务制度相对不完善,管理不严,一定程度上为商业贿赂开了方便之门。
     (三)我国目前关于反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条文过于分散,散布于《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司法》、《土地管理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的暂行规定》、《关于严禁社会经济活动中牟取非法利益的通知》以及国务院各职能部门制定的禁止贿赂行为的大量廉政纪律性规范等,对商业贿赂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商业贿赂与商业活动中正常的回扣、折扣及服务报酬难以区分。同时,现行法律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较窄,如《刑法》将贿赂界定为收受“财物”,排除了其他非物质性利益或好处;在行为表现上只认可“实际收受或给予”,而将“许诺或提议收受、给予”排除在外等等,这些都不利于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打击。
     (四)商业贿赂案件的查处涉及纪检、监察、检察、公安、工商等多个部门,多头管理,但工作实践中相互间沟通、联络协调机制尚不完善,整体合力不够,出现“以罚代刑”的现象,弱化了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力度。同时由于商业贿赂犯罪本身隐蔽性强,多采取“一对一”的操作方式,行贿受贿双方形成利益共同体,查处难度大,造成“发生的远比发现的多、发现的远比查处的多”的情况,违法犯罪成本低,对受贿者缺乏应有的震慑力。
   
三、商业贿赂犯罪的防治对策
    商业贿赂犯罪的防治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我们公安经侦部门以及检察机关侦办案件、打击犯罪之外,必须坚持走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路子,从源头上加大防治商业贿赂的力度,积极进行制度创新,探索建立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才能最大限度的治理商业贿赂。
    (一)商业赂犯罪的防治的根本在于公共权力的监督和约束。要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型、服务型的政府,建立与服务型政府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提高审批工作的透明度,切实加强纪律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完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决策程序,实行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充分利用社会智力资源和现代信息技术,增强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要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增加政府运行的公开性、透明度,除涉及国家机密、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以外,做到“群众最想了解什么,我公开什么”, 发挥群众对政府运行的约束力,让群众对政府运行施加直接影响,有效地防止暗箱操作现象发生。
    (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企业诚信与监督机制。利用我省目前已建立的企业信用信息网,把商业贿赂纳入企业信用记录,作为有关部门在企业项目报批、税收减免、政策扶持、银行贷款、政府采购等方面的重要参考因素,如广州市卫生局将建立一个行贿企业的“黑名单”,凡被列入“黑名单”的企业两年内将不得采购其产品。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全省统一的商业贿赂信息查询系统,同时建立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把商业诚信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轨道。
    (三)针对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关于反商业贿赂的法律条文过于松散,立法层级不高,导致实践中效果一般的现状,不应局限于刑法修改,应当将分散在各法律法规中的有关条文加以整合,尽快制定出台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六)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为查处医药购销、教材采购等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但对贿赂仍界定为收受“财物”,将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收授其他非物质性利益或好处继续排除在外,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四)相关部门必须形成打击商业贿赂合力。在目前建立查处商业贿赂统一机构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应由纪检部门统一组织协调工商、公安、检察等机关、部门,加强联系与沟通,明确案件管辖范围和职责,不断完善协助机制,建立长效的线索及案件移送机制,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打击合力。有关部门要适时公布典型案例,利用舆论宣传,以案说法,营造良好氛围,达到震慑犯罪,教育群众的效果。针对案件线索来源少的客观情况,有关部门要建立举报人奖励和保护制度,按案件标的的一定的百分比对举报人进行奖励,同时要注意加强对商业贿赂举报人的保护,对于商业贿赂举报人的保护不限于对其人身安全、不受打击报复等,考虑到其身份的特殊性,其保护范围还应包括在今后的商业活动竞争中、招标活动中不受歧视,有关部门给予其特别的资信级别的调高等举措。
    (五)作为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职能部门之一,公安经侦部门要切实树立“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的理念,强化经营意识,加强经侦基础业务建设。针对目前商业贿赂案件案源少、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大等特点,加大情报信息资料搜集的力度和广度,加强秘密力量建设,在商业贿赂犯罪高发领域、行业物色、布建特情耳目,及时获取情报线索,做到“敌动我知”,广辟案源,牢牢把握斗争的主动权,为实施精确打击提供有力支撑。同时,要把预防商业贿赂作为目前经侦部门企业经营安全指引工作的重点,加强普法宣传,使企业认识商业贿赂的社会危害性和法律后果,完善财务制度,自觉抵制商业贿赂,在此过程中经侦部门同时也可收集掌握商业贿赂犯罪的线索和动向,一举两得。
    (六)加大力度,及时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针对贿赂案件隐蔽性强、犯罪分子智商高、“一对一“犯罪和实践中多翻证、翻供等特点,公安经侦部门侦查人员在办理案件时要先发制人,立足于突破口供,但又不依赖口供,注重调查取证。在讯问时,要认真分析嫌疑人全部情况和心理状态,作出周密的讯问计划,针对嫌疑人的矛盾心理,利用矛盾,攻心为上,各个突破,尤其注意首先要突破行贿人的口供;在嫌疑人存有侥幸拒供心理时,要巧用证据,选准出示证据的时机、出示的证据,出其不意地出示证据,打掉幻想,加速动摇转化过程,突破口供,同时要以细节固定口供,以强化法官的内心确信;要刚柔相济,灵活运用警示、出示证据和同案犯对质等攻击性、硬碰硬和启发教育,指明出路、尊重人格等刚和柔相结合的审讯方法。要强化证据意识,在发现、获取、固定证据方面,做到“深、细、快、全”,结合贿赂案件特点,创造性、广泛性开展取证工作,该取的证据及时取,以快取胜;要重视新生证据的收集,如证人及相关当事人串供、翻供形成的回应犯罪事实的新的证据,要及时予于查证,以证“伪”来证“实”。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注意运用视听设备、测谎仪等高科技手段来突破案件,固定证据。
    (七)加强学习,切实提高案件侦查人员的法律水平和办案技能。商业贿赂犯罪作案过程隐蔽,行贿受贿双方形成利益共同体,犯罪分子大都智商高,有一定社会关系和经济实力,有的还位高权重,反侦查能力强,查处难度大,经侦部门侦查人员必须加强学习,要借鉴检察机关的先进做法,对已结典型案例进行学习研讨,了解商业贿赂犯罪的惯用手法、作案特点及法律适用,切实提高自身的法律水平和办案技能。同时也要对建筑工程、土地出让、金融领域、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产权交易等领域的商业运作、特殊规范有所了解,才能准确找到案件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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