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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制度缺陷下的“反腐倡廉”
  • 来源:汕头廉政网
  • 日期:2007-05-10
  • 阅读数:3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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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渡期我们需要新思维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时期:先经济、再社会、再文化、后政治的转型顺序绝非是随意的排列,而是对转型进程的实际描述:中国的改革始于经济领域,然后又逐步放射到社会、文化、政治领域。自1949年建国到改革开放前,“腐败”尚属个别现象;然而,近些年来,随着不断被查出的“巨贪”的曝光,腐败的蔓延似乎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这反倒令人倍感沉重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更突显:“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本文以普通共产党员的视角,旨在通过学习与思考,在尝试参与讨论“反腐倡廉”这一重大课题的同时,使警钟常鸣、做到防微杜渐。
    一、腐败的成因
    全球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组织定义的腐败,不只是指经济上的腐败,主要还是政治上的腐败。简言之,腐败就是以公权谋私利,而这种私利,并不仅仅是以金钱体现出来。由于我国社会还处于过渡期,社会法律制度不成熟,特别是行政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还存在很多缺陷,这为腐败蔓延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对于腐败产生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官员思想道德,特别是职业道德存在“私心”。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医学黄金时代的缔造者希波克拉底,早在2400多年前其行医执业誓言中就曾提出四项道德标准:一是对知识传授者保持感恩之心;二是为服务对象谋利益,干自己会干的事;三是绝不利用职业便利做缺德乃至违法的事情;四是严格保守秘密,尊重个人隐私。今天,希波克拉底的个人行医道德准则几乎成为职业道德、事业良知的代名词。从一定程度上讲,如果权力行使者的思想符合社会行为规范或者职业道德,那么他的行为就合乎法律准绳,即是合法的;如果权力行使者的思想不符合社会行为规范或者职业道德,那么他的行为就是越轨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权力行使者崇尚“金钱”主义,为了追求金钱和各种享受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在道德上自甘堕落,导致思想被严重的侵蚀,在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时,并不是以国家整体利益、人民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权谋私。可以说,道德失控是腐败的一大根源。
    (二)权力缺乏监督,权责不相对应。我国建国之初就开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国务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检察院、法院为国家的司法机关;实行立法高于行政、司法的模式。在现实中并没有因为这种模式而导致立法权力膨胀,而是出现了行政权力行使缺乏有力的监督,反而不断出现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除了所执行的制度本身不完善外,主要还是由于硬监督(就是权力机构范围内的专职监督机关,例如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检察院、法院、政治协商委员会等)和软监督(就是非政府机关的组织或团体甚至是个人对权力行使单位或行政人员等进行监督,例如舆论媒介、民间组织、民众个体等)不力。再是,权责不相对应。目前,有些地方的权力行使者实际享有的权力远远超过其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原本级别越高的官员,在其所掌握的权力越大的同时,其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应该越大,但事实却是相反。正是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称,为某些权力掌握者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提供了“突破口”。
    (三)行政干预市场使寻租成为可能。近二十年来,经济学家提出“寻租活动”(rent-seekingactivities)的概念来描述那种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并发展起了一门研究这些活动的经济学理论寻租理论。广义而言,寻租活动是指人类社会中非生产性的追求经济利益活动,或者说是指那种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狭义的寻租活动,亦即现代社会中最多见的非生产性追求利益行为,是利用行政法律的手段来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自由竞争的办法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事实上,一些权力行使者正是利用手握中的权力,并不遵循市场运作规律的要求,仅凭个人的意志去任意进行所谓“合法性”的干预,以达到随心所欲地分配社会资源的目的。换言之,就是利用权力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
    二、“反腐倡廉”新思维
    目前,尽管我国的反腐倡廉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腐败现象仍是屡禁不绝,形势不容乐观。为了能更好地解决腐败问题,我们可否调整一下传统的“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思维模式,在采取相应措施时,从以下几方面着重考虑呢?
    (一)营造协调一致的内外环境:国家政治宣誓制度与高薪养廉。所谓“国家政治宣誓制度”,早已是国际社会中现代民主国家宪法制度的主要内容,其作用是通过庄严的仪式,不仅将国家权力掌握者的法定义务和法律职责,公之于众,而且要求其本人当着全体人民亲口道出,造成宣誓者的道德压力,使其担负法律责任,信守承诺,而不致失信于天下。在逐步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提倡宣誓制度有利于主动引起社会舆论、人民大众等的关注。让权力掌握者和权力行使者在公众的眼光下,认真依法行政,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还必须给广大权力行使者的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以便解决他们所承担的敬养父母、子女教育支出等等后顾之忧,也就是我们常常讨论的“高薪养廉”。
    目前,大部分公务员的薪酬待遇与他们的职务完全不相称,待遇过低对他们履行职责、行使权力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坚决打击腐败的同时,也应提倡高薪。或许有人不赞成,认为高薪养廉不适合中国国情,我国公务员队伍庞大,国家财政本来就很紧张,而贪官欲壑难填,仅靠高薪就能够养廉吗?况且那些贪官一贪就是数百万、上千万,他们难道是仅仅是因为工资不够高吗?对于这些问题当然值得深思,但是这里所提倡的“高薪”是相对的高薪。唯一的目的是与外资企业或者中外合资企业等提供高薪引进人才的企事业单位,在竞争优秀人才时并不完全处于弱势。使我国的政府行政管理在人才上首先不滞后于被监管的对象。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人的需要呈等级层次状态,是由低到高逐级上升的,只有在低层次的需要被实现后,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出现而寻求满足。“薪”属于最低级的满足生理范畴,因此,只有使之得到满足,才有利于人的主动能动性的发挥。
    (二)引进现代科学的管理环境:信息化管理。90年代后,随着国际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政府管理中的应用,电子政府(EG,ElectronicGovernment)的概念便诞生了。电子政府的核心内容是建构一个虚拟政府,即:跨越时间、地点、部门的全天候的政府服务体系。电子政府除了有利于提高服务质量外,还使行政透明成为可能。行政的透明一方面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增加掌权者对决策“后果”的考虑;另一方面有利于引进现代化的民主监督,让获得了必要信息的外界,对政府形成软监督。也就是说,信息化的运用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等)更好地了解政府动向,及时进行信息的反馈与日常性的监督。
    (三)创造法制化的行政环境:抓“两大源头”。这里所说的“两大源头”,是指腐败源头与人才更新源头。行政环境的法制化,是权力行使规范化的重要保证。抓好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反腐倡廉工作发展的内在要求。可喜的是,近期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一系列法律、条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履行其宗旨,担负起新的历史时期的重任。
    营造法制化的行政环境,除了健全行政体制外,还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着重打击腐败的源头。形成“上梁正、下梁也正”的行政氛围,为整个组织形成廉政作风提供现实的环境。另一方面,严肃地抓好人才更新源头,即科学地引进思想觉悟较高,业务基础扎实的“新血液”。因为,法制再好,执法的永远是人。在人才引进时,应本着科学引进人才的意识,坚守德才兼备的总原则,与时俱进地改革人才引进方法,科学地评价人才,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使人尽其才。
    “反腐倡廉”一直是政府的内部事务,当前,是否有必要将之投放到我们的市场经济中去呢?是否让当家作主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其中呢?是否让社会媒介成为一种更加“响亮”的声音,成为继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呢?这些问题,还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


                                                            金平区建设局  洪 莉  莫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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