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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研讨会材料(6): 改革开放中的反腐倡廉建设
  • 来源:汕头廉政网
  • 日期:2009-05-22
  • 阅读数: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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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委党校 刘 勇

    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中,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的壮丽史诗,同时也与消极腐败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走出的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深刻认识反腐倡廉建设贯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必要性,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党始终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
    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持反腐倡廉,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我们党从建立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就十分重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且谱成歌曲广为传唱,造就了一支纪律严明的革命队伍。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党也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为防止党风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等情绪,毛泽东同志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的文件,要求全党以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错误。建国前夕他又告诫全党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经受住胜利和执政的考验。特别是“两个务必”的提出,表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反腐行为是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保证党的生命力,以此为契机来巩固新生政权。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面临着复杂而又错综的社会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也展现出与以住不同的新形势、新特点。我们党和国家的反腐倡廉工作从“政治运动”转向了依靠制度法规建设。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的二十七年间,仅就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就有多次,而地方一级的运动则更多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在遏制腐败问题的深层意识则是对执政党内部之结构优化的不断追求和自我约束机制的强化调整。邓小平发现了这一点,而且在以后的实践中加以吸收和借鉴。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986年6月,他又强调:“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建设要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这些要求和指示充分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使我国在“文化大革命”后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迅速得以恢复,也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制度,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的要求。199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郑重提出:“我们一定要从近年国内外惊心动魄的严酷斗争中警醒,从严治党,建立健全一套拒腐防变的制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特别要注重制度建设,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内民主,维护中央权威,保证全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统一行动。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得以不断推进和加强,特别是从1997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实行制度创新,相继出台了许多重大措施,对于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起到了重要作用,表明我国已经走上通过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道路。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进一步加强并取得了重要突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对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廉政法制建设,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保证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8]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形势下作出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对党的反腐倡廉方针的坚持、完善和发展,标志着我国反腐败斗争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5年1月中央颁布的《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7年1月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指出,必须进一步抓好反腐倡廉工作体制机制创新。要抓住正确行使权力这个关键,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坚决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2007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2008年1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进一步强调,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努力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
    二、党对反腐倡廉规律认识的深化
    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的痼疾。在当今社会,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有多方面的、历史的原因。反腐倡廉建设,必然要求多方面的配合,形成“合力”。这一观点,我们并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到位的,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深化、逐步发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解决党风廉政建设问题的对应措施主要是政治运动。毛泽东曾经指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这些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此后毛泽东始终对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分子采取严厉的惩治态度,以致把政治问题同社会问题发生了认识上的重叠,扭转了“八大“决议上讲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且坚持“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样,一方面,阶级斗争理论的覆盖面越扩越大,另一方面,官僚主义的腐败程度和危害程度也就越来越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着手从教育、法制、体制改革等方面着重处理腐败问题,坚决从源头上遏制住腐败现象。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提出不是说个人思想作风不重要,而是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从此,制度建设开始引入党风廉政建设领域。然而,在经济建设为重心、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其规律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比较充分地显现出来,才能比较充分地被人们认识、把握。党的十三大总结了廉政建设的教训,提出必须把反腐败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不搞政治运动,明确提出“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这是探索廉政建设新路子的重大进步。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要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制度。1993年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贯彻落实十四大精神,提出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认真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格局。实践证明,这种侧重遏制腐败现象的部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正确的。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我们党逐渐认识到,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必须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力度。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反腐倡廉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2000年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提出加强行政审批制度、财政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三项改革,目的就是从“权、钱、人”三个方面入手,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2002年党的十六大针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2003年10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强调抓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尤其是2004年1月,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全面阐述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2005年1月,中央正式印发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这是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性文件,是加大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根本举措,表明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工作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我们党为做好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党的十七大提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重大决策和理论成果。反腐倡廉建设重大课题的提出,体现党对反腐倡廉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适应了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2008年5月,中央又颁布了《工作规划》,对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出系统化、具体化的任务和措施,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推进。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居于全局性、战略性地位,既涉及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又涉及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既包括从严治标的措施,又涵盖着力治本的内容。以它为重点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对于更加坚决地惩治腐败和更加有效地预防腐败,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
    历经了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反腐倡廉建设处于重要发展时期。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常抓不懈,把反腐倡廉建设贯穿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各个方面,才能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
    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郑重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我们党认真总结我们党建党以来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有新的作为,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新道路。30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为此中央颁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党深刻总结从严治吏30年的历史经验,就反腐倡廉建设作出重大部署,标志着我们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继开铁腕反腐的新里程。
    (一)坚定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正确认识形势,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我们必须看到两个方面:一是成效比较明显,必须坚定信心。通过这些年来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遏制,党员违纪案件有所减少,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提高,要继续坚定反腐败必胜的信心。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形势仍然严峻,必须坚定信心。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腐败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仍然处于易发、多发状态,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消除,反腐倡廉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既要树立忧患意识,增强紧迫感,又要坚定信心,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二)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加强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是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保证。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变化的独立性、选择性、复杂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观念对党员干部思想的影响不可低估。党员干部树立坚定的观念信念,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是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的重要一环。针对思想教育相对抽象的特点,要着重从具体工作上,强化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教育的具体措施。反腐倡廉教育要始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廉洁从政思想道德教育,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的纪律教育,加强党的作风教育。把握反腐倡廉教育的特点和规律,立足新的探索和实践,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效果。加强面向全党全社会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坚持开拓创新,不断扩大廉政文化建设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让廉洁的观念,廉洁的思想,廉洁的精神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用于激励、规范、引导、教化人们,营造良好的廉政文化建设氛围。
    (三)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途径。党的十七大提出:“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形成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加强制度建设,注重发挥反腐倡廉制度的整体功能,做到惩治于已然,防患于未然,就能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止腐败。通过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将权力运行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进一步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有效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最大限度地减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体制机制漏洞。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廉洁从政和廉洁自律行为,从制度上规范重大决策规则和程度,从制度上规范行政行为,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在反腐倡廉制度的执行层面,加大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大对制度执行不力,违反制度行为的追究力度,增强制度的约束力、提升制度的执行力,彰显反腐倡廉制度的价值。
     (四)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不受监督的权力必须导致腐败。各级领导干部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决不能用来谋私利。《工作规划》从监督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就如何加强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负责人的监督进行了部署。在监督内容上,加强对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情况的监督;加强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监督;加强对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监督;加强对落实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的监督。在监督形式上,突出两项工作,一是加强巡视工作。二是加强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加强监督制约要全面落实党内监督各项制度,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人财物等关键岗位的监督。严格执行全委会和党委常委会议事规则,决策程序以及常委会和全委会报告工作制度。认真落实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函询、询问和质询等制度,及时提醒、教育和警示领导干部。发展党内民主,实行民主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五)深化体制机制制度改革。当前,我国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一些领域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完善,客观上存在腐败滋生的空间和漏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推进,但完善的控制环境和对权力有效监管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有效防范腐败的体制机制制度,加大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力度,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切实推进干部人事和司法体制改革、行政管理和社会体制改革、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及相关改革,努力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工作领域。
    (六)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当前,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比较严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要坚持围绕中心,以人为本,纠建并举、统筹推进。加大纠风工作力度,着力在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和防治不正之风上取得新成效。一是深入开展专项治理。如加大对价格监督措施、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监管、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城镇房屋拆迁方面问题的治理。二是加大纠风工作力度。强化对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和扶贫救灾专项资金的监管,认真治理公共服务行业侵害群众消费权益等问题,纠正医药卫生行业不正之风,纠正损害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利益问题。三是健全防治不正之风的长效机制。着力实现“三个转变”:纠风专项治理实现从事后查处为主向推进改革、源头治理转变;政风行风建设实现从以开展创建活动为主向纠建并举、制度创新转变;民主评议和政风行风实现从以扩大规模为主向规范运作、注重质量转变。
    (七)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决不手软,这既是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需要,也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需要。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惩治是预防的前提条件,预防是惩治的必然要求,惩治腐败对于有效预防腐败具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一要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二要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三要提高执纪执法水平;四要健全查处案件的协调机制;五要发挥查处案件的综合效应。
    (八)反腐倡廉建设具有开放性。反腐败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当今世界,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跨国现象,是许多国家共同关注的一种国际公害。腐败分子犯罪后潜逃出境或将赃款转移出境,已成为各国有效惩治腐败犯罪的一大障碍。许多国家都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一国的力量已不足以震慑和打击腐败分子,必须把世界各国的力量普遍调动起来,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框架内,加强国际合作,广泛学习和借鉴各国反腐败的好经验、好做法,为我所用,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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